在新冠肺炎抗击肺炎的斗争中凝聚的“生命第一、国家统一、命运共享”的精神，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不断弘扬和传播的一种价值观。这种价值观会对未来公共卫生事件的评价和价值取向，以及整体的评价原则和标准产生影响。受此影响，在正常疫情下，我们应该对公共卫生价值观有哪些新的思考？
在2020搜狐健康论坛上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研究员、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第十届理事长教授、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教授、中华医学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主任教授参加了讨论。
袁钟:面对疫情，“人人有责”是中国人民的责任
中国知识分子有“为天地立心，为民立命，继往开来，为天下开太平”的信念。国家很难放下生死，认真对待荣誉。中国人最清楚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含义，但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造福社会。老一辈的知识分子，包括今年年初敢于舍命赴死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，都是出于这种中华精神。当一个国家陷入困境，哪怕是很小的生命，一旦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相连，生命的意义就会被放大。
钟南山、张伯礼、曾光……中国无数知识分子充分展示了他们在这场疫情中的责任，即国家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。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这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。
曾光: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大声发出警告是专家的责任
2020年3月，疫情蔓延至全球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有很多优秀的医学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。美国的临床研究、基础医学研究、疾病控制的公共卫生能力，包括美国研究多年的应急理论，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
他们本来应该在美国疫情初期起到关键作用，但是美国错过了最关键的两到三个月的窗口期，也就是没有关键专家站出来说话。疫情刚出现的时候，应该有人能“大叫”，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叫醒。
假设我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，我不得不大叫，但很可能没有反应。最多一家媒体发了个简短的报道。阿基米德先生曾经说过:“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撼动地球。”中国决策者给了医学专家一个关键支点，但这个支点在美国是看不到的。
王立祥:戴口罩反映了不同制度下的国民科学素养
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人类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，包括戴口罩。但是说到戴不戴口罩这个重要的选择，答案就截然不同了。要看:一是不同的民族制度决定了是否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，体现了为少数还是为多数服务的本质区别；第二，不同的国民素养，戴口罩能有效控制传染源，阻断传播途径，保护易感人群，这些都取决于国民的科普程度和科学素养。
中国通过普及和实施戴口罩等科学防控知识，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；建造由中国儿女建造的防疫长城，体现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性，体现了生命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。
诚然，何时摘下面具，需要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人而异。今天，随着SARS-CoV-2的变化，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，戴口罩将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常态。
刘:应根据不同的疫情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
社会治理的手段有很多，其中整合是一个极端。其他包括自我实施的治理，以及由政府或行业社会组织调解的第三方治理。
在不同的条件下，治理方式的相对优势是不同的。比如面对对人类构成巨大挑战的SARS-CoV-2疫情，当其外部负面影响广泛迅速传播时，综合治理就会显示出相对优势。如果以自我实现的方式治理，就像一些国家一样，国家只提出建议，人们戴不戴口罩，参加聚会等等。根据他们的自我意识，这是非常昂贵的。
在不同的社会互动特征条件下，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。假设疫情正常化，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互动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。虽然政府一体化治理模式在控制疫情快速蔓延方面具有比较优势，但在经济发展、技术创新等其他方面通常不具有比较优势。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有效方法不能简单的推到其他地方，不能全部回归到集成治理。否则，各企业在经济方面的矛盾、个人积极性和分散创新能力就会被遏制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探索什么时候需要集成，什么时候需要结合其他方法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。
发布时间：2020-12-31 17:28
